首先，“利刃指向”源于储安平先生雄文《政府利刃，指向〈观察〉》，故加双引号，殷鉴不远。
包头警方夜闯律师下塌的宾馆，喝令收缴律师费，离追究律师包庇窝藏罪只差一步之遥，这是“律师为坏人说话也是坏人”的观念的大暴露！是我国法治倒退一重大事件！
1、律师的辩护权源于宪法，更源于自然权利，是天赋权利。因为，任何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，但任何人均有权当自己的律师。即使上帝当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，仍然不能剥夺公民当自己的律师或请律师的权利。那人治国家为什么经常会有打倒律师的喧嚣呢？是有人总是自以为比上帝还上帝。
2、辩护权与警察权关系之一。
法治国的法治核心，是“法治三曹”即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。警察呢？是“法庭之仆”。一般认为，警察应该多多听从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的，即在法庭上警察必须听从法庭的传讯到庭作证，即审查起诉阶段接受检控机关的指导，在侦查阶段接受律师在场权的监督。
警察权是行政权，不认为是司法权，不认为警察对人身自由、财产、信息有处置权，宜通过司法程序方可处置公民上述权利。
即使在刑事程序法上赋予警察一定的侦查权，但也不改变警察系“法庭之仆”、法庭证人的本质特征。
“警察国家”的警察权与法治国家的警察权则有天壤之别，不但有侦查权，也有变相的检控权、审判权，从证据收集到证据采信到下判，都不能否定侦查权，此即以侦查为中心。举个鲜明的例子，警察已收集的证据，律师不能改变，律师改变之则触犯刑法306条。
现我国之刑事法，从深层次上来讲仍然是行政刑事法，而不是宪法或法治意义上的刑事法。
一个国家中律师与警察的地位，大体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。
3、辩护权与警察权关系之二。
现在虽然提倡以审判为中心，但仍未减少和约束侦查权，尤其未能实现律师在场权、当事人沉默权。比如，法治国家警察提讯嫌疑人，要有律师在场。而我国现在仍然是反过来，尤其是涉黑案件，律师会见嫌疑人、被告人要有警察批准，这是一种倒退。因此，请有关机关高度重视包头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巨烈冲突。
4、辩护权受宪法保护，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总是落不了地呢？
虽然写在纸上了，但不认为是真的。比如，虽然喊法律共同体是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，但在实际权力架构上，公、检、法“大三长”会议等协调机构才是实权，没有律师什么事。甚至，法院的审委会只邀请检控机关的人到场，律师连靠边站的机会都没有。
而法治国家，律师广泛参与立法、行政、司法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就广度和深度上来讲，律师甚至比法官的作用还要大。
我国法治进程还在路上。
5、辩护权全覆盖，意味着国家应尽义务。
包头警方收缴律师费有法律依据吗？没有。辩护权既然是国家义务，那就要首先保证不管被告人有没有钱，要给他请律师的权利。那么，包头警方收缴律师费，是对国家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反对，没有任何积极意义。
被告人自己花钱请律师，从小处来讲，这是正常的民事自力救济行为。从大处来讲，辩冤白谤，天经地义，避免了国家开支，具有正当性、合法性。
6、在人治的尽头，方显法治的光芒。
律师、警察、法官、检察官均应体现法治的善政良治，尤其警察不可以滥用权力，要体现行政中立，牢固树立无罪推定理念，能够做到侦查中不限制人身自由、财产自由、信息自由的，坚决做到！遇有律师会见、申请取保等，以给予方便为原则，以不允准为例外。充分保障律师各项权利，严格杜绝为难、刁难、发难律师的现象。
黎明即将到来，法治潮流，浩浩荡荡，势不可挡；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有人执意要做“新选组”，必为明治维新潮流所淹没。
希望包头警方及时鸣金收兵，适可而止，早日回归法治轨道。
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杜兆勇律师写于2020.07.16凌晨1时。
附：包头案部分律师的声明
出处：微信群（律师执业权益关注群）
